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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可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500元以下罚款。弃车逃逸事后只能按治安处罚,难以进行酒驾取证。顶包者即使属于“无证驾驶”,最多罚款2000元,并处拘留15天。与醉驾入刑两害相权,司机取其轻不难理解。 现实中,随着处罚越来越严厉,司机拒检、强行冲卡、撞交警、逃跑等情况比以前明显增多,对交警执法能力和安全防护的考验陡然增加。刘雅峰说,因此受伤的同事每年会有。除了安全,杨俊波还提出了一个困惑:实践中,血液酒精含量80毫克/100毫升被作为酒驾与醉驾的分界线。有些人超出这个值,神智还很清醒。有人远远没达到,但明显醉得不轻。到底谁才是醉驾? 摩托车醉驾 农村地区违法居高不下 本报济南5月1日电 (记者卞民德)“醉驾入刑”一年来,“酒驾”违法逐日减少,但就农村而言,摩托车“醉驾”现象还十分突出,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山东省莒南县检察院的一份有关“醉驾”案件的报告显示,自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3月底,该院公诉部门共受理危险驾驶案件40件40人,农民身份37人,工人身份3人;属于二轮摩托车驾驶员的20人。醉酒驾驶农民成了“主角”,摩托车占五成。 操作简单、出行方便、费用低廉、监管较少,摩托车因此在广大乡村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但与之相伴的,是摩托车驾驶员持证率低、拒绝酒驾意识低、交通违法率高、交通事故发生率高的特点。2011年8月21日中午,被告人朱某在亲戚家喝完喜酒,在骑着摩托车回家途中,与对行左转弯的宋某驾驶的低速自卸货车发生撞车事故。经检测,犯罪嫌疑人朱某静脉血液中乙醇成分含量为177毫克/100毫升,构成醉酒驾驶。朱某被提起公诉后,被法院判处拘役两个月、罚金2000元。 莒南县检察院受理的40件危险驾驶案中,农民身份的有37人,而且在农村摩托车驾驶员中存在着一种偏见,误认为“醉酒入刑”是对大车、小轿车而言,与摩托车无关。然而相对小汽车司机酒驾而言,摩托车司机酒驾后更容易使自身受到伤害。 电动车醉驾 超标上路危险等同机动车 本报杭州5月1日电 (江南、汪晓波)日前,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酒后驾驶电动车引起的交通事故进行了判决,酒后驾驶电动车的男子被判“危险驾驶罪”。 今年1月25日晚,来浙务工人员张长友在家喝了半斤白酒,骑电动车出门与一辆小轿车发生碰撞。事故不严重,但是小轿车车主见老张一股酒气,就叫来了交警。一验血,老张被鉴定为“醉驾”。随后,交警出具了事故认定书,认定老张全责。同时,把老张的电动车纳为“机动车范畴”。就这样,机动车加上醉驾,老张被判“危险驾驶罪”,拘役两个月15日,并处罚金2500元。 原来,根据相关标准电动车最高车速国标为不大于20公里/小时,浙江省标准不大于24公里/小时,整车空车质量国标为不大于40公斤,浙江省标准不大于50公斤。而老张的电动自行车经鉴定,最高速度为30公里/小时,整车空车质量为73公斤,因此认定为机动车范畴。而据记者了解,目前市面上大多数电动车使用的是比较重的铅酸电池,超重现象相当普遍。一位车行老板也说:“时速低于20公里的车,很多消费者嫌慢,不好卖。” 萧山区法院苏杰法官告诉记者,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上路,造成的危险性与其他机动车辆相比没有质的区别。因此,将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的行为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有充分的法律和事实依据。 毒驾 惨剧常发生验毒有难度 本报成都5月1日电 (记者张文)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日前“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被告人杨博提起公诉:成都市某公司司机杨博在吸食氯胺酮(K粉)后,违规驾车造成1死4伤的惨剧。 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了解到,在路面上检查驾驶员是否“毒驾”目前缺乏可行性。因为检测是否吸毒的一般做法是尿检,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且“毒驾”没有相关法律约束,只要没有引发交通肇事,警方目前也仅能按规定对吸毒司机的吸毒行为给予治安处罚。 成都市检察院主诉检察官秦永春告诉记者,目前吸毒后驾驶并不属于刑事犯罪,而如果“毒驾”肇事,致一人以上重伤,一般以交通肇事罪定罪处罚。“现在各地的检察机关对毒驾肇事的案件都倾向于以危害公共安全罪提起公诉,毕竟这种行为本身就造成了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 四川大学刑事诉讼法教授马静华说:“‘毒驾’是比‘醉驾’更严重的行为,对醉酒的认定标准已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毒驾’不像‘醉驾’那么容易鉴别,毕竟验血和尿检鉴定还不同。” 药驾 吃药易犯困司机缺防范 本报南京5月1日电 (记者姚雪青)前不久,南京市民杨某开着车跑在高速公路上,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要不是车轮越过应急停车带发出的噪音将他叫醒,车子可能就撞上路边的护栏了。 并非疲劳驾驶,为什么还会犯困呢?回到家中仍然心有余悸的杨某开始觉得很奇怪,仔细一想,原来是早上开车前服用了两颗抗过敏药。 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副院长于锋介绍,镇静催眠药、抗过敏药以及复方制剂的抗感冒药等,服用后容易引起嗜睡,导致人注意力和判断力下降;抗精神病药物,由于具有比较强烈的安定作用,会影响人的反应能力和判断能力,因此,这些药物在服用期间均不宜开车。“药后驾车的危害不次于‘酒驾’、‘醉驾’,只是很多车主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没放心上。” 江苏省公安厅交巡警总队安全处副处长黄文松建议,驾驶人到医院看病时,应主动表明司机身份,也请医生尽量避免开出会对驾驶产生不良影响的药物;如果到药店自行买药,也要咨询店里的执业医师;服药时务必仔细阅读说明书,了解药物的副作用,等药效消失后再开车,驾驶时要留意自身状态,如有不适立即停车休息。 代驾 乱象丛生损害消费者权益 本报北京5月1日电 (记者白龙)自2011年5月1日,醉酒驾驶行为被纳入危险驾驶罪之后,代驾服务行业获得空前发展。然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代驾服务行业存在无统一收费标准、无规范合同、无从业资质限制等三方面问题,容易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据介绍,我国目前尚无行政管理部门对代驾服务行业进行监管,整个行业收费无统一标准,有的代驾服务收费畸高,损害消费者权益。以北京为例,20点至22点,10公里以内酒后代驾最低报价50元,最高报价80元,最高报价比最低报价高出60%。代驾服务多采取口头合同方式,对代驾服务合同条款约定不够明确。发生纠纷后,消费者维权往往缺乏依据。此外,由于缺乏相关规定,代驾服务的从业资质缺乏限制。一方面,代驾服务从业机构多以其他相关行业注册或由其他相关行业兼营。一旦代驾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这些随意设立的代驾服务机构或个人经营者赔偿能力有限,导致消费者不能获得充分赔偿。另一方面,代驾从业者鱼龙混杂,部分从业者趁消费者酒后意识模糊之机,进行人身侵害,或盗窃物品。 针对上述问题,朝阳区法院法官建议:明确代驾服务行业的行业主管部门,统一行业收费标准,制作代驾服务合同示范文本,设定准入标准等多措并举,规范代驾服务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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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中新网5月2日电 据美国地质勘探局网站消息,北京时间5月2日6时43分,墨西哥西南部海域发生里氏6.3级地震,震源深度44公里。
印度警方4月30日称,印东北部阿萨姆邦当天发生的沉船事故已经确认造成105人丧生,目前仍有大约100人下落不明。图为5月1日,在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人们将一艘沉船的部分残骸拖到岸边。新华社/美联据新华社华盛顿4月30日电记者王丰丰孙浩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与反恐事务顾问约翰·布伦南4月30日宣布,美国将于本周公布部分在“基地”组织领导人本·拉丹住所缴获的文件。布伦南当天在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将于本周在西点军校打击恐怖活动研究中心网站上首次公布这些文件。这些文件是美军特种部队从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镇本·拉丹藏身住所带回文件的一部分。此外,这些文件还显示,本·拉丹考虑过给“基地”组织更名。他认为,美国已经基本停止使用“反恐战争”这一说法,转而用“基地”组织来指代恐怖主义,这为“基地”组织造成了“形象问题”。
中新网5月2日电 据朝中社2日报道,朝鲜举行银河音乐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朝鲜党和人民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观看音乐会,并向与会者致以热烈的节日问候。 音乐会给观众奉上混声六重唱与合唱《胜利的五月》、男声二重唱《筏工的荣誉无止境》、女声独唱和旁唱《将军的家眷》、男声独唱和旁唱《鸭绿江两千里》、管弦乐《千里马奔驰》等精彩节目。 表演者演唱的名曲歌颂了金日成和金正日的业绩。金正恩在音乐会上向热烈欢呼的表演者和观众挥手致意,并祝贺演出成功。 崔龙海、金庆喜、张成泽、朴道春、金己男、玄哲海、金平海、文景德、郭范基和党机关、武力机关、群众团体干部,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工厂企业、农场劳动者,科技部门科学家、研究员、大学生一同观看表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干部人事制度进行了多方面改革,干部选拔路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就是逐步实现了从“关门选拔”到“开门竞选”、从“少数人在少数人中选人”到“多数人在多数人中选人”、从“伯乐相马”到“赛场选马”的重大转变。 从三中全会到十三大:废除终身制、推进干部“四化” 在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方面,建立了干部离退休制度、退居二线制度等。在1982至1984年进行的领导班子调整中,约有90万名老干部退到二线、三线。到1986年底,全国共有137万名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离休或退休。 在实现干部队伍“四化”方面,首先是加速各级领导班子的“四化”进程。到1983年,调整后的省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降到55岁;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20%提高到43%。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占新班子成员的44%,其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71%。 截至1984年9月,调整后的县级领导班子平均年龄在45岁左右,40岁以下的约占33%。新进班子领导干部占新班子总人数的53%,年龄在40岁以下的近47%。具有大专文化程度的,由原来的10.8%提高到45%。 从领导干部选拔方面来看,虽然基本上还是延续了过去单一的组织选拔路径,但也有一些变化: 一是在干部管理权限上,实行下管“一级”。过去,在干部管理权限上,原则上实行的是“下管两级”的干部管理体制。1983年10月,中组部作出《关于改革干部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规定》,提出“管少、管活、管好”和分级分类管理的原则。1984年7月,中央决定适当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实行“下管一级”的干部管理体制。 二是在干部选拔标准上,突出强调“四化”。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明确提出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要求,这既是干部队伍建设的基本方针,也是干部选拔任用的标准。 三是在干部选拔方式上,开始进行“探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继续实行选举制和委任制的同时,也开始对干部选拔方式进行了一些新的探索。其中包括从1980年开始,一些地方先后采取了民主推荐、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做法。 1982年,中央提出选拔领导干部、调整领导班子“要打破神秘化和手工业方式, 坚决地、大胆地放手走群众路线”。在中央这一精神的指引下, 民主推荐干部的做法进一步推开。一些地方根据中央精神和形势需要, 开始采取“群众推荐”、“民意测验”、“民主评议”、“差额选举”等办法选拔领导干部。 从十三大到十六大:建立公务员制度、探索干部选任制 1987年,党的十三大强调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的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此后,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成为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干部选任制度改革也进入扩大探索阶段。 在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方面: 1993年4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并从当年10月1日开始实施。到1997年底,我国公务员制度入轨工作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特色公务员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建立。 在推进干部选任制度改革方面:民主推荐、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探索逐步推进。1994年9月,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提出加快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等重要制度的改革,强调“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监督,逐步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机与活力的用人机制”。 此后,中央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有关领导干部选任工作的规范性文件。主要包括:1995 年2月中央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1998年 7月中组部等联合下发《关于党政领导机关推行竞争上岗的意见》;1999年3月中组部发出《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开选拔领导干部工作的通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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